2021/03/02 @ 臺大社會系
[前情提要]
講座結束,感覺有必要記錄一下準備這場分享背後的心路歷程,這樣以後如果不小心還有分享機會的話可以記得初衷。
其實,寒假初期接到本場演講邀約,完全讓我糾結萬分......
想拒絕的聲音很快跳出來:
首先,主要是因為覺得一小時內要把社會設計的經驗和流程交代清楚,真的很挑戰!再者,演講不像課程或工作坊可以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這讓我思索很久:如果不是「教」給聽眾什麼,那我還能「帶」給大家什麼?最後,是聽眾的組成綜合且模糊,準備過程中,我常常不確定我到底要對誰說話?究竟誰會想聽這些故事?而這些暫時沒有答案的考量,只讓思緒越來越混亂... 最後也是直到當天才真的揭曉:參與本場次的夥伴包含在學學生、老師或教授、投入某些社會議題的工作者、也有同樣正在嘗試與摸索社會設計的夥伴!
那最後又是什麼力量推著我願意答應(挑戰XD)這場演講的呢?
最大的驅力來自於,有一天突然很用力的自我反省:如果不把握分享和說明的機會,那以後就別再抱怨別人都不了解什麼是社會設計,或因為別人不懂我在做什麼而感到失望或難過。同時也想起,近十年前在 SuperCamp 接受講師訓的時候,有個練習題是:「如果你有一個麥克風可以向這個世界發聲,你會說什麼?」現在的我,無論如何當然都會想聊社會設計呀!
於是,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開始整理過去幾年的經驗與故事。
整理講稿本身也成了一次次發散和收斂的歷程,原本想從美國經驗聊到回台後的實作,但實在受到時間和故事脈絡的限制,這次還是先以在美國的學習和觀察為主。
總之,希望當天無比誠實的分享,以及專案介紹中盡可能穿插各種深刻、有趣的故事,讓大家聽了還算輕鬆有收穫?而且回到母系的分享,我真的很不藏私地大放送,最後把我在社會設計領域中最常參考的錦囊寶庫都大方展示了!也期待能攪動更多對話和討論!
很感謝跨域專長的超強小編幫忙做演講速記,當天有直撥所以也就留下了影片紀錄。
記錄人:柯亮宇|臺大社會設計跨域專長助理
記錄原文取自:臺大社會設計跨域轉長網站
石玉華老師說,「社會」與「設計」都是很通俗的名詞,不論是誰,都一定聽過、且對這兩個名詞有所認識,然而,也因為社會/設計是很廣義的、富含想像的名詞,大家不會對什麼是社會、什麼是設計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而對石玉華老師來說,社會設計的特性在於,它很強調透過觀察與感受,發覺在社會中矛盾的、看似有些不對勁的點,並且去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中,對於提升社會正義和平等的理想,與社會學的性質很相近;然而,不像社會學研究,需要很長時間泡在一個學術性的主題,反而是不斷變動的,充滿活力與激盪的思考、動手的過程,很適合像她這樣不安於室的人。
演講中,石玉華老師分享了三個有趣的實際案例:
案例一:支持婦女設計專屬於自己的家庭計劃 @巴爾的摩市
在美國馬里蘭藝術學院念研究所時,老師曾參與學校與巴爾的摩市衛生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資訊中心合作,協助當地婦女認識、並有能力設計專屬於自己的家庭計劃。
社會設計的第一步是 Do Research,從研究巴爾的摩的非裔市民在黑奴時代的生育觀念開始,到解放運動後,非裔女性在醫院被無預警結紮的悲劇歷史,從中,可以發現除了種族、性別,其實也包含了轉型正義等社會學關注的議題。依據這樣的發現,團隊決定從兩條軸線進行,分別就城市中公共衛生、種族的歷史考究,與婦女與其家庭的生命經驗敘寫,作為未來在發想、實踐方案的基石。在研究的實作上,與社會學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社會設計以更活潑的方式來探尋使用者的經驗與需求,像是設計小遊戲,用避孕藥、保險套、懷孕事件等圖卡輔助,排序受訪者婦女在避孕與生育方面的生命經驗。
這個專案中,團隊歸納出幾個重要的洞見,像是在醫療專業與婦女經驗之間,經常出現權力的不對等,可能婦女不敢在醫師面前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醫生也從來不會詢問婦女的意見,這導致婦女難以讓擁有醫療專業的醫生了解最貼近自己的需求,難設計出最適合自己的家庭計劃。
最終,團隊設計出一個 Family Planning Toolkit,包含實際的節育器具模型(重視婦女透過觸摸來了解避孕可以使用的選項)、引導手冊與桌遊(傳遞與性行為、節育的知識與經驗分享),而這些方案都是經過設計思考中重要的原型測試(Prototype Testing)與重複修正來完成的,此設計案也獲得 2019 GD USA Award in Health + Wellness。
所謂的原型測試,舉例來說,原本的模型箱子上,有著大大的 Family Planning 字樣,看起來十分有設計感,也凸顯自信,卻被當地資深的公衛人員告知很多時候家庭計劃的宣導是在隱晦的、秘密的情境下與婦女單獨進行的,這是為了避免部分保守、有虔誠宗教信仰的家庭或社區對節育的反感,甚至因而導致的家暴事件;於是在修正後,才成為最後大家看到的、像是旅遊梳洗包的形式。又例如,在桌遊的 Prototye 中,原本在與專業護理人員、大學學生討論時,將這個遊戲取名為「繞著子宮跑」(Ring around the Uteras);但測試過程中,發現使用者並不是那麼容易講出這些生命經驗,反而經常使用 “A friend of mine” 來迴避較為隱晦的話題或詞語,因此再次改造桌遊的設計,不僅將圖卡的用字遣詞調整,最後遊戲也使用 “A friend of mine” 來命名。從這個過程中,都可以看見社會設計並非線性,而是來回迭代、修正的過程。
案例二:我們如何確保每位婦女的生產歷程都是安全且能受到支持與尊重的?
在已開發國家中,令人驚訝地,美國是生產成功率最低的;而其中,非裔婦女在產後死亡的機率,是白人婦女的 3 到 4 倍,顯示出嚴重的種族不平等。而為前一個專案所做的研究,也開啟石玉華老師下一個計畫的契機。
「我們如何確保每位婦女的生產歷程都是安全且能受到支持與尊重的?」是老師提出的問題,特別在其中關注在美國十分重要的種族面向,並且主動找尋專門提供非裔婦女產後照顧的非營利組織 “MOMCares”。然而在一開始滿腔熱血想投入此專案之初,就被旁人質疑與擔心:因為即使有心,作為一個 0 生產經驗、不是非裔、不熟悉美國文化的亞裔留學生,不少人認為老師還是會有「無法同理的危機」,也因此老師花了更多時間做功課,並且在許多不同領域有所專業與經驗之人的協助下,才順利地繼續進行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裡頭有一個特別有趣的問題,也能從中看見社會設計的獨特之處,像是她們發現使用者遇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新生兒加護病房(NICU)讓母嬰沒有連結感,這會使得母親感到抑鬱與焦慮,成為困擾母親產後的心理健康問題。當然,這可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透過重新改造加護病房的配置與規範來解決,但社會設計有趣、富有挑戰的特點,即在於要加入現實的成本考量,去設計出能部分解決問題,又不至於太不可行、或帶來太多負面效果的方案。那時,他們就發展以 MP3 進行聲音交流,以及母嬰交換小被子等方式,來達到病房兩邊的母嬰連結。
案例三:市區空屋問題
這個專案,主要是想分享在田野中令石玉華老師印象深刻的時刻。當時,團隊進入那個不太富裕、空屋率很高的社區,試圖透過在校園門口隨機街訪,了解當地小孩對於公共設施配置的想法,他們試圖融入、同理當地學生的感受與思考。然而正準備離開之際,受訪的國中生卻被遠處駛來的、要來接送團隊的特斯拉 Uber 給吸引,並投以羨慕好奇的眼光,這令石玉華老師和夥伴不知所措,且彷彿瞬間與使用者之間築起一道高牆。「Good intention 不一定能保證 good impact」,這個經驗成為一個警惕,提醒著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研究倫理的議題永遠需要小心,田野的技術也必須不斷地精進。
哪些單位可以合作?哪些資源可以使用?
而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公部門都帶入社會設計的方法,來解決業務上難解的、或是新興的問題,例如The Lab @OPM(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就會邀請美國聯邦的部門(例如糧食局、移民局…)帶著自己局處所遇到的問題,一起來使用社會設計的步驟發想解決辦法。又或者地方政府,其實也很積極投入社會設計的應用與擴展,像是 Civic Service Design @NYC,作為紐約市政府的一個社會設計單位,他們就帶著紐約市社會局,去思考為何市民對他們的輔導服務總是不願接受,甚至積極迴避,希望透過設計來重新建立公部門與公民的關係。
最後,老師也分享了一些開放資源,是社會設計的藏寶庫,給所有對此領域有興趣的朋友:
Design Justice Network (Principle)
Creative Reaction Lab (Equity-Centered Community design)
Design Impact (Metathemes)
Greater Good Studio (權力反思工作坊)
Ji-Co Design(石玉華老師自己的部落格)
問答時間
Q:在實際的合作專案中,提供資源方(如公部門、NGO或企業)與受委託方(社會設計工作者)的關係為何?怎麼互動?
A:一開始,提供資源方(委託方)都會希望是一個「已經解決的方案」來申請,但是這是一個希望被改變的目標,因為社會設計從思考問題開始可能就需要資源,而且委託方的加入討論、發想也是很重要的。像是在台大開設的課程,其實就是一個合作的實驗,因為我們找委託人時,都還沒有任何的成果。
Q:剛才說到「Good intention 不一定導致 good impact」,那要如何知道我們有達到 good impact?
A:確實,很多時候在找資源的時候,會需要有一個量化的標準,但社會學的背景也讓我們知道,不一定所有的社會成效都可以有一個量化的指標作為績效的證據,像是很多時候從社群的反饋就是很直接的,你可以從他們對你猛點頭,或是會在受訪後很熱情地反過來感謝你讓他們有思考這些問題的機會,來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對他們的意義。
Q:社會設計的流程能夠很理想地實踐嗎?如果只以大的 NGO、政府為合作對象,則是否失去思考 How Might We 的機會?
A:以現在的經驗,以及持續在努力的目標,目前就是先以比較少資源的開始做(或可能先從學校、公部門開始合作起),透過累積案例,也是累積 Credits,希望能在之後有更多的籌碼能洽談需要更大資源的案件,以及對於發現問題、解決自己關心的問題,有更大的主導權。當然,我們和委託方都會去評估一個問題、單位是否「成熟」,所謂 Ready for Design,當然這可能跟社會學對社會關懷的熱情會有所權衡的,因為我們總是覺得每一個議題都是重要的、急迫的。
感謝速記小編與各路親友的側拍
延伸閱讀(剛好這次蠻多分享故事,都是之前的 #搜秀底賽之旅)
- DC 出任務!擔任設計思考助理教練 (我去 OPM 的 Lab 工作那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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